我的出生是个意外
Born for legend
![]()
今天终于过生日了。前些天出现过身份证生日、公历生日等生日，可我作为农村长大的人，从小过的是农历生日。身份证生日是把我的农历生日写成公历格式，于是每年9月6日会收到来自银行的短信;公历生日是我不忍在社交网站填写身份证生日，也没有农历生日可填写，于是填写了1981-10-03这样的格式，这确实和1981年九月初六是同一天，于是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大多会在10月3号这天发来祝福——彼时情义满满，可内心尴尬。农村长大的我，仍然对小时候生日那天独有的灶灰中可能烧焦的煨鸡蛋记忆忧新，那是我们的生日蛋糕，来自父亲的独享的生日礼物。
1981年的九月初六是辛酉年丁酉月甲寅日，居然不是酉年酉月酉日，不然可以像神神叨叨的文艺青年一样，号称自己的出生带着使命，在神化自己的妆容上再加一笔浓妆。父亲告诉我，只是因为天亮的时候出生，所以选了“曙光”这个名字。这名字很俗，俗到在小学某次表彰大会上叫到周曙光时，我站起来准备去领奖会引起哄笑——不是没我的奖，只是因为高年级也有一个周曙光。若干年后，透过网络查询到湖南有200多个周曙光。
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长大，放牛，拾稻穗，摘茶叶，摘茶树果子，去菜园子采摘，做饭，扫地，洗碗，总得被迫不情不愿地做一些家务。从来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同，以为别人都一样。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疑惑是，课本里有提到红军过草地没饭吃要吃皮带要吃屎里面的豆子，他们为什么不带米或谷？我们家的谷仓里都有许多稻谷啊。很多年后，读到某皇帝看到有老百姓饿死问“何不食肉糜？”，当时也嘲笑了没见识的皇帝。现在想起来，皇帝不知道百姓的处境，我不知道红军长征的背景，这都是因为没有人提供足够完整的故事背景的缘故啊。我来讲讲我出生的社会背景吧，也许对大陆长大的人是一个平淡的故事，对于香港和台湾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瞠目咋舌的传奇，甚至对其他80后来说也是奇谈。
我的父亲生于民国三十一年，即1942年，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国民党政权。父亲的爷爷是个读书人，我的爷爷却是个化生子，也就是不务正业的败家仔的意思。爷爷有一个被赋予很高期望的名字，姓周，名定中，来自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，可见太公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。给我爸起名字的也许仍然是太公，我爸叫“国全”，不是“国破”。父亲的父亲有两任老婆，第二任老婆生了四个孩子。用父亲的话说，我家爷爷一个未成年的三叔死于“五风手里”。“五风手里”也就是大跃进时期，农村搞人民公社，共产风、浮夸风、瞎指挥风、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，1959年到1962年搞出大饥荒，还号称是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四十多岁的爷爷饿死了，三叔淹死在池塘。杨继绳的《墓碑》里统计的三千七百万饿死人口数据里也许包括我爷爷的名字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爷爷是死在40多岁，不是9岁。所以你不会听到“我爷爷9岁就被共产党杀害”的笑话。
不过，幸好我爷爷是个化生子，所以1964年我父亲为了不被饿死，去当兵时没有出身成份问题，顺利地当了兵。他说饥荒年代能有饭吃的机会就是去当兵了，若打仗死了，家中母亲还还有军属饭。为了当兵父亲还把年龄报小了一岁，号称是21岁。父亲的出身没有问题，还在部队里入了党，1969年和母亲结婚，1970年退伍，转业到煤炭坝煤矿。基本上是化生子爷爷保佑他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。
我的母亲是1950年出生的，19岁嫁给我爸。她也在文化大革命混过来了。外公虽然是个唱戏的，可能只是民国时期的才艺而已，要养活6个子女，仍然艰难度日，母亲说自己曾跟随外婆去讨过米。我父亲也说小时候去讨过米。所以我若说我是乞丐的儿子，这不算扯谎。
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。1972年，大姐出生，1974年，二姐出生，1977年，哥哥出生，1979年，三姐出生。1981年，我出生。
1979年就开始有计划生育政策了，违规会被经济上和行政上得到处罚。父亲因为三姐的出生被罚了一级工资，也就是应该升级一级工资的时候被单位处罚，这让父亲每个月少了10块钱。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7块5毛钱一个月，大约可以换4石谷。而我的出生则惊险多了。三姐出生后，父亲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做了绝育手术，然后我母亲又怀孕了，被单位和政府的人多次劝说下，母亲上了手术台，准备做流产手术，最后关头，母亲后悔了，从手术台上逃脱了，我免于一死。也许到我出生前，母亲在东躲西藏。父亲说，出生前还有位姓钟的同事想无论男女都领养走，都答应人家了，结果生出来后母亲看是男的，又不肯了。按说，我的出生是不是应该引来强权拆房扒瓦强制罚款？没有。父亲说，单位的人认为绝育手术都做了，就不罚款了，也不做行政处罚。只是农村不会承认我的合法存在，不分配田地给我。按照农村的规则，出生就能从集体土地里分到地。
这个时候，如果说，我在出生前就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，这不算胡扯。我还没出生就要杀死我，这仇可以记下 :) 也可以这么说，共产党想去父亲的生殖器里杀我，我提前跑了，共产党想去母亲的子宫里杀我，我还是避开了。我这命够硬吧？如果你看过《v for vendetta 》，你这时应该明白为何我的Twitter上的名字后面会加一个Ⓥ符号，这不是羡慕大V然后自己给自己加V的意思，是有仇要报的意思。这仇没有具体的敌人，但方向是毋庸置疑的。
出生后的8年里，我在中国的人口普查登记表上是不存在的，我是黑社会人口。直到1988年，父亲决定让全家吃“国家粮”，也就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，村里的田归还给村里，我的年龄报大一岁，然后全家都每月有几十公斤的粮票指标了，从此双抢时节我不用负责做饭和翻晒谷子了，也不用跟着去粮站送粮了，我有户口了，我被社会承认存在了。年纪轻一点的80后和外国人也许不知道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农村户口的中国居民拿村里的集体土地种的粮食，每年要无偿地缴一部分给国家，卖一部分给国家可以换到钱，留一部分做口粮，而城镇户口的居民，则可以分配到粮食，也可以从流通市场买到粮食，甚至可以拿城镇居民独有的特权买到便宜的物资，然后卖给流通市场，这个流通市场还被称之为黑市，这种行为被称为投机倒把，这种制度被称之为经济双轨制，这种计划经济逐步转为市场经济被称之为改革开放。我母亲就常拿面条换村里其他人的大米，或拿煤油换黄鳝，一斤煤油换一斤黄鳝，村里青年拿煤油灯去田里用竹夹抓黄鳝，然后拿部分黄鳝换煤油，皆大欢喜。
如果你对以上文字感到新奇，那我推荐你看一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活着》，那里描述的和我说的背景一样。今年过年回湖南看望父母的时候，我想邀请父母一起欣赏这部电影，我相信父母一定能找到时代的共鸣。
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历史背景，离现在已经34年。
Zola Zhou
周曙光
2015年10月18日
Born for legend
今天终于过生日了。前些天出现过身份证生日、公历生日等生日，可我作为农村长大的人，从小过的是农历生日。身份证生日是把我的农历生日写成公历格式，于是每年9月6日会收到来自银行的短信;公历生日是我不忍在社交网站填写身份证生日，也没有农历生日可填写，于是填写了1981-10-03这样的格式，这确实和1981年九月初六是同一天，于是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大多会在10月3号这天发来祝福——彼时情义满满，可内心尴尬。农村长大的我，仍然对小时候生日那天独有的灶灰中可能烧焦的煨鸡蛋记忆忧新，那是我们的生日蛋糕，来自父亲的独享的生日礼物。
1981年的九月初六是辛酉年丁酉月甲寅日，居然不是酉年酉月酉日，不然可以像神神叨叨的文艺青年一样，号称自己的出生带着使命，在神化自己的妆容上再加一笔浓妆。父亲告诉我，只是因为天亮的时候出生，所以选了“曙光”这个名字。这名字很俗，俗到在小学某次表彰大会上叫到周曙光时，我站起来准备去领奖会引起哄笑——不是没我的奖，只是因为高年级也有一个周曙光。若干年后，透过网络查询到湖南有200多个周曙光。
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长大，放牛，拾稻穗，摘茶叶，摘茶树果子，去菜园子采摘，做饭，扫地，洗碗，总得被迫不情不愿地做一些家务。从来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同，以为别人都一样。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疑惑是，课本里有提到红军过草地没饭吃要吃皮带要吃屎里面的豆子，他们为什么不带米或谷？我们家的谷仓里都有许多稻谷啊。很多年后，读到某皇帝看到有老百姓饿死问“何不食肉糜？”，当时也嘲笑了没见识的皇帝。现在想起来，皇帝不知道百姓的处境，我不知道红军长征的背景，这都是因为没有人提供足够完整的故事背景的缘故啊。我来讲讲我出生的社会背景吧，也许对大陆长大的人是一个平淡的故事，对于香港和台湾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瞠目咋舌的传奇，甚至对其他80后来说也是奇谈。
我的父亲生于民国三十一年，即1942年，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国民党政权。父亲的爷爷是个读书人，我的爷爷却是个化生子，也就是不务正业的败家仔的意思。爷爷有一个被赋予很高期望的名字，姓周，名定中，来自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，可见太公确实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。给我爸起名字的也许仍然是太公，我爸叫“国全”，不是“国破”。父亲的父亲有两任老婆，第二任老婆生了四个孩子。用父亲的话说，我家爷爷一个未成年的三叔死于“五风手里”。“五风手里”也就是大跃进时期，农村搞人民公社，共产风、浮夸风、瞎指挥风、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，1959年到1962年搞出大饥荒，还号称是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四十多岁的爷爷饿死了，三叔淹死在池塘。杨继绳的《墓碑》里统计的三千七百万饿死人口数据里也许包括我爷爷的名字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爷爷是死在40多岁，不是9岁。所以你不会听到“我爷爷9岁就被共产党杀害”的笑话。
不过，幸好我爷爷是个化生子，所以1964年我父亲为了不被饿死，去当兵时没有出身成份问题，顺利地当了兵。他说饥荒年代能有饭吃的机会就是去当兵了，若打仗死了，家中母亲还还有军属饭。为了当兵父亲还把年龄报小了一岁，号称是21岁。父亲的出身没有问题，还在部队里入了党，1969年和母亲结婚，1970年退伍，转业到煤炭坝煤矿。基本上是化生子爷爷保佑他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。
我的母亲是1950年出生的，19岁嫁给我爸。她也在文化大革命混过来了。外公虽然是个唱戏的，可能只是民国时期的才艺而已，要养活6个子女，仍然艰难度日，母亲说自己曾跟随外婆去讨过米。我父亲也说小时候去讨过米。所以我若说我是乞丐的儿子，这不算扯谎。
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。1972年，大姐出生，1974年，二姐出生，1977年，哥哥出生，1979年，三姐出生。1981年，我出生。
1979年就开始有计划生育政策了，违规会被经济上和行政上得到处罚。父亲因为三姐的出生被罚了一级工资，也就是应该升级一级工资的时候被单位处罚，这让父亲每个月少了10块钱。那时父亲的工资是37块5毛钱一个月，大约可以换4石谷。而我的出生则惊险多了。三姐出生后，父亲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做了绝育手术，然后我母亲又怀孕了，被单位和政府的人多次劝说下，母亲上了手术台，准备做流产手术，最后关头，母亲后悔了，从手术台上逃脱了，我免于一死。也许到我出生前，母亲在东躲西藏。父亲说，出生前还有位姓钟的同事想无论男女都领养走，都答应人家了，结果生出来后母亲看是男的，又不肯了。按说，我的出生是不是应该引来强权拆房扒瓦强制罚款？没有。父亲说，单位的人认为绝育手术都做了，就不罚款了，也不做行政处罚。只是农村不会承认我的合法存在，不分配田地给我。按照农村的规则，出生就能从集体土地里分到地。
这个时候，如果说，我在出生前就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，这不算胡扯。我还没出生就要杀死我，这仇可以记下 :) 也可以这么说，共产党想去父亲的生殖器里杀我，我提前跑了，共产党想去母亲的子宫里杀我，我还是避开了。我这命够硬吧？如果你看过《v for vendetta 》，你这时应该明白为何我的Twitter上的名字后面会加一个Ⓥ符号，这不是羡慕大V然后自己给自己加V的意思，是有仇要报的意思。这仇没有具体的敌人，但方向是毋庸置疑的。
出生后的8年里，我在中国的人口普查登记表上是不存在的，我是黑社会人口。直到1988年，父亲决定让全家吃“国家粮”，也就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，村里的田归还给村里，我的年龄报大一岁，然后全家都每月有几十公斤的粮票指标了，从此双抢时节我不用负责做饭和翻晒谷子了，也不用跟着去粮站送粮了，我有户口了，我被社会承认存在了。年纪轻一点的80后和外国人也许不知道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农村户口的中国居民拿村里的集体土地种的粮食，每年要无偿地缴一部分给国家，卖一部分给国家可以换到钱，留一部分做口粮，而城镇户口的居民，则可以分配到粮食，也可以从流通市场买到粮食，甚至可以拿城镇居民独有的特权买到便宜的物资，然后卖给流通市场，这个流通市场还被称之为黑市，这种行为被称为投机倒把，这种制度被称之为经济双轨制，这种计划经济逐步转为市场经济被称之为改革开放。我母亲就常拿面条换村里其他人的大米，或拿煤油换黄鳝，一斤煤油换一斤黄鳝，村里青年拿煤油灯去田里用竹夹抓黄鳝，然后拿部分黄鳝换煤油，皆大欢喜。
如果你对以上文字感到新奇，那我推荐你看一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活着》，那里描述的和我说的背景一样。今年过年回湖南看望父母的时候，我想邀请父母一起欣赏这部电影，我相信父母一定能找到时代的共鸣。
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历史背景，离现在已经34年。
Zola Zhou
周曙光
2015年10月18日